她见证了第一个转基因成果的诞生;她跟反转基因的人士争论了十几年;她参加过多项转基因作物风险与安全的评估工作——这些经历使她成为转基因论战中铿锵有力的发言人。

转基因技术和产品已经深入人类的生活。早在转基因农业技术出现之前，用于制药等行业的转基因技术已经在造福人类。目前，全球有29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了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。在美国，超过90%的大豆和70%的玉米是转基因的。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已经经过科学的反复验证，转基因技术在控制农业污染、保护土壤、节省水源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，然而，这一切并不能说服高举着“不安全”、“反自然”等旗帜的反对者。

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，新的科学技术不被理解、甚至遭到抵制时而有之，然而，也许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科学技术像转基因农业技术这样，遭遇如此之大的舆论压力。

反转基因运动多年前发源于欧洲，至今仍深远地影响着对食品安全问题心有戚戚的普通消费者。“转基因”的标签看上去是那样的非自然、不浪漫，似乎要将人类对田园的美好想象埋葬在冰冷的实验室里。

为什么人类需要转基因?转基因的技术如何诞生?驱使转基因研究的动力是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，还是商业利益发展的原罪?

为了探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，不久前《赛先生》独家采访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王侃教授，作为爱荷华州立大学植物转化中心的主任，王侃曾师从2013“世界粮食奖”得主马克·范·蒙塔古(MarcVanMontagu)。她的博士及博士后研究使她一跃成为植物转基因方法的奠基人之一(《细胞》1984;《科学》1987)。

她从转基因诞生第一天起“就在那里”，见证了转基因辩论从欧洲缘起，并在印度、中国等地“发扬光大”。王侃的大学同学,现任美国百和生药董事长的余芒博士评价说:“她曾是植物基因工程的先驱，目前也是玉米和大豆转化的国际领军科学家。在创建了世界第一个公共作物转化平台以后的20年里，王侃的玉米、大豆基因转化研究水准上始终首屈一指。另外，她还参加了多项转基因作物风险与安全的评估工作，这使她成为转基因论战中铿锵有力的发言人。”

赛先生：您目前研究处于转基因技术的世界前沿，您怎样看待几十年间转基因技术的发展?您个人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经历是怎样的?

王侃：从一开始，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共识是，这是一种对持续型农业帮助最大的技术。因为它可以在作物上集中最优秀的性状，从而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，为农业发展和人类造福。

很多人认为把土地变成城市，不去种地是对地球的最大伤害，事实上不完全是那样。农业生产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源，很多人把浪漫和乡村田野联系在一起，这是一种误解。人类需要大量的农业产品，导致了土壤流失和热带雨林的消失。如果说在一块田里能够实现两倍的产量，就不需要更多的土地了。

当年植物转基因之所以有革命性的变化，是源于一个很基础的理论研究，研究者就是我当时实验室的老板、去年获得了世界粮食奖的马克·范?蒙塔古(MarcVanMontagu)。

当时蒙塔古研究细菌，主要是为了研究植物上的肿瘤。20世纪70年代，癌症和肿瘤是热门研究项目，他研究不同形态的肿瘤，希望能对人类肿瘤的研究具有指导性。研究过程中他发现，植物肿瘤是由于一种土壤细菌，即农杆菌造成的，于是他把实验室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研究植物肿瘤细菌。

后来的研究发现，这个细菌很特别，能够把自己身上的一段基因片段，转到高等生物上去。这个细菌是个低级原核生物，能把自己的基因转到高级真核生物如植物中去，并在植物上表现出性状，是绝无仅有的自然现象。我们就想，为什么不能用它作为一个载体，把有用的基因放进去，那么植物不就会带上有益基因了吗?

1983年，蒙塔古让我的一个师兄，一个墨西哥学生操作，在烟草里做了这个实验，假设实现了，成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，成为第一个转基因的例子，那是1983年。从那之后，一发不可收拾，激起了很多人的兴趣。

1983年，也是我进入蒙塔古实验室的时间，当年芭芭拉?麦克林托克(BarbaraMcClintock)获得了诺贝尔奖，她是唯一一个拿到诺奖生理奖的做植物的学者，史无前例。这件事对我们的鼓励非常大，说明诺贝尔奖对植物科学也有兴趣。

但蒙塔古获诺贝尔奖提名很多次，一直没有获奖，或许诺奖对植物研究还是不够重视。

我研究转基因是个偶然的机会。本来我是谈家桢先生的研究生，希望从事人类基因学的研究，考出国时几乎是随机分配到比利时学植物分子生物学的。

我目前正在研究植物转基因机制，探索新的更有效的转基因技术。如果我们能够对转基因的机制有更深入的理解，很多工作会更有效，这属于基础性研究，但基础研究不是经常可以拿到经费的，我们还需要有应用研究，把已有的知识付诸应用，再从应用中反馈回来，发现更多需要研究的基础知识。如此不停的反复。

我的实验室既做应用研究也做基础研究，我们做的基础研究是对农杆菌更深层的研究，它有很多我们当时不易知道或是没有想到要去研究的东西。到了应用阶段把有效的基因放在植物中去，提高植物的抗旱能力，或是把疫苗放到植物里，例如在玉米中放禽流感或猪流感的疫苗，可以直接以饲料形式让动物口服。

赛先生：围绕中国转基因作物的监管也有一直有讨论，您如何看待转基因作物的管控?

王侃：我认为一定的管控手段，例如安全证书等，是有必要的。科学是有必要被管控的。我现在给别人讲转基因的安全性，作为科学家，要从生物学、植物学的原理上来讲解，但其实普通人并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。

比如，我一点都不知道电是怎么回事，可是我在用电，我也不知道汽车是怎么做的，我在开车。但是，在用电的时候，我会信任所有的电线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装的，什么地方接插头、安地线，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，用电是安全的。

所以我并不需要知道玉米是怎么生产的才敢去吃它，只要它遵循的了规章制度，就是没问题的。如果管控有效，我们就不会怕在外面吃饭吃到地沟油了。

赛先生：在社会的误解和疑虑之下，转基因技术将如何发展?研究者应怎样影响社会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?

王侃：对转基因作物国内的反应比较激烈，这反映了一种信任感缺失。

科学家研究的初衷，是想用转基因的方式增加植物本身的性能，减少使用化肥农药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依然把转基因作为最终的有机和持续型农业的方向。但科研的过程中，我们没有预想到人们会对转基因技术产生误解和扭曲的认识。